古代人物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發給朋友 舉報 來源: 運城新聞網 發布者:運城新聞網
熱度107票 瀏覽21053次 時間:2013年7月12日 18:49

 

司馬光
司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陜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后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歷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滿志,昆明于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_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于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于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斗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于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余,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贊、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并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范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于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后,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寧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志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只有真實才有價值,只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于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厘”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制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于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于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于完善,將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系統。這一系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干“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于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于敘事,款款寫來,原委了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面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歷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贊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余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里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于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歷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么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于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后,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于此書,還在于寄托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愿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并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系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歷》80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余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于治國,但由于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后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于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歷史的必然。


關羽
關羽(160-219),子云長,蜀漢建國前的大將, 蜀漢四虎將之首,劉備手下最早的將領,河東解良人。早年在家鄉殺人,逃至涿郡與劉備、張飛相識。三人以兄弟相稱,實有父子之誼,關羽雖然年長劉備兩歲,但由于劉備漢室宗親的身份,關羽仍尊劉備為兄。

在徐州討伐呂布的戰爭中,關羽表現突出,深受曹操的欣賞。后劉備造反,為曹操所敗,關羽被曹操生擒。關羽表明自己不愿離開劉備,曹操表示一有劉備的消息即讓關羽離去。隨后袁紹起兵攻打白馬,關羽作為曹軍大將出戰,斬殺了袁紹手下大將顏良。然后關羽離開了曹操,至袁紹軍中投奔劉備。

赤壁之戰中,關羽作為劉備手下大將出戰,鎮守華容道。曹操逃至此處,撞陣得過。關羽沒有能夠抓住曹操。戰后,關羽出征長沙,結果被韓玄手下大將黃忠擊敗。劉備大軍殺到,終于收服黃忠,取下了長沙。然后劉備入川,諸葛亮作為二路援軍起兵,留關羽鎮守荊州。

鎮守荊州后的關羽漸漸變得狂傲起來。在對東吳的政策上,關羽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孫權先是想和關羽和親,但不僅被關羽拒絕,而且還受到一陣痛罵。其后想要進攻東吳,卻被甘寧擊敗。215年,魯肅擺下單刀會,痛罵關羽,使得蜀方只得割讓三郡給東吳。后劉備自封漢中王,關羽被封為四虎將之首。219年,關羽起兵攻打樊城的曹仁。曹操聞訊后派于禁、龐德為援軍前往救援。一場大戰后,白馬將軍龐德一箭射中關羽頭顱,關羽只得退兵整頓。此時一場大雨幫了關羽大忙,屯兵山谷內的曹軍被水淹七軍。關羽生擒了于禁,斬殺了龐德。再次進攻樊城時,被毒箭射中。軍醫為關羽刮骨療傷,關羽稍有好轉。而此時,東吳的呂蒙已用白衣渡江之計襲取了荊州。關羽此時又被曹仁、滿寵擊敗,無路可去,只得退守麥城。

在麥城中的關羽四處求救,但由于平時他已將同僚基本上得罪完了,故而糜芳、劉封均不愿發出援軍。關羽最后只得單騎突圍,連連中東吳軍的埋伏,最終被潘璋捉住。至建業城后,被孫權殺害,終年60歲。

歷史上的關羽和《三國演義》里被神化的關羽有很大不同。歷史上關羽既沒有騎過赤兔馬,也沒舞過青龍刀;溫酒斬華雄的事情是完全奪了孫堅的功勞,誅殺文丑則是曹操的謀略,就連他斬殺顏良這件事的第一功臣也應該是荀攸而非關羽;千里走單騎的事情也是子虛烏有,華容道之事也是與史實大相徑亭;殺車胄、殺蔡陽則是奪了劉備的功勞;至于單刀會,這件事情的真正英雄是魯肅。總之,演義中的關羽不是人,而是神。不過,演義中的關羽的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關帝君也早已被千家萬戶供奉起來了。

郭寶臣
郭寶臣(1856~1918)乳名桿桿,又名棟臣,藝名“小元紅”、“元元紅”,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北景村人。3歲喪父,家貧,12歲始入學讀書,16歲輟學入襄陵一糧行學商。因酷愛戲曲,常摹名伶唱腔偶被名師張世喜發現,帶至晉中祁縣學藝,工生行,未出師即已享名。光緒二年(1876)入京,搭源順和梆子班,不久聲名鵲起,多次應召入宮獻藝,并赴上海、天津、張家口等地演出。從光緒十四年(1888)起任義順和班領班,在他的執掌下,該班班風整肅,秩序井然,為京中山陜梆子班之冠。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因老卸任,義順和隨之解體。此后至民國七年(1918),先后在三樂、玉成、瑞慶等班社搭班,經常在廣和樓、廣興園、三慶園等處獻藝、聲價甚高。

郭寶臣嗓音宏亮,唱腔高亢激越,說白沉雄爽快,吐字清晰流暢,表演生動傳神。其藝術造詣之深,影響之大,與當時京劇名家譚鑫培齊名。據當時報載,譚“平生不肯服人,獨于寶臣之《探母》、《斬子》等劇,乃佩服至五體投地。”二人常切磋技藝,交換劇目。郭寶臣能戲在300本以上,經常上演的有《空城計》、《摘星樓》、《走雪山》、《滾釘板》、《祭靈》、《出棠邑》、《春秋筆》、《三疑計》、《潯陽樓》、《殺惜》等。他的演出劇目,結構嚴謹,文詞講究。清末民國初,書商常以“梆子腔準詞,元元紅唱本”為號召,出版他的演出本。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光緒西逃路經晉南,郭寶臣因接駕有功,被授五品軍功、四品銜。民國初年,郭寶臣息影舞臺,回鄉養老至終。

郭寶臣為人誠懇忠厚,對技藝精益求精,但因痛感伶人社會地位低下,生活之艱難,結局之凄慘,因此一生格守不授徒、不攝影、不灌制唱片的戒律,使他精湛的演唱技藝沒有能完整地繼承下來。盡管如此,他對梆子戲藝術的影響和貢獻不可低估。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現在山西永濟),故人稱柳河東。生于長安(現在陜西西安),長于長安。幼敏悟。4歲時,母親盧氏教以古賦14篇,皆能朗朗背誦。貞元9年(793),進士及第。這一時期,他在功名、仕途上都比較得意。21年(805),唐順宗即位,33歲的柳宗元為禮部員外郎,協助王叔文等改革弊政,為反對宦官擅權、藩鎮割據,做了不少于國于民有利的大事。王叔文革新集團執政不到7個月,因遭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的聯合反撲而失敗。憲宗即位,柳宗元被貶為永州(現在湖南零陵)司馬。在永州10年,艱苦生活的磨練,辛勤的創作,使他在文學上獲得了卓越的成就。元和10年(815),柳宗元奉詔回京,但旋即又改貶為柳州(現在屬廣西)刺史。柳州所處荒僻,環境惡劣,柳宗元盡力為百姓做了不少興利除弊的好事,如釋放奴婢、組織開墾荒地、興辦學堂、破除迷信落后風俗、發展文化衛生事業等。4年后卒于柳州,年僅47歲。世人又稱他為柳柳州。

柳宗元和韓愈齊名,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詩幽峭明凈,自成一家。有《柳宗元集》45卷,附外集兩卷及補遺,搜輯比較完備。
盧綸
唐代大歷十大才子冠冕的盧綸,詩名遠播,但卻屢試不第,人生與仕途都極不順利,但他廣泛的交游使他成為一個活躍的社交家,并最終借此步入仕途。

盧綸,唐大歷十才子之一,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省永濟縣)人。《舊唐書•盧簡辭傳》說盧簡辭(盧綸之子)原籍范陽,后來徙家于蒲,未可信。趙遴《因話錄》卷三記其侄趙櫓著《鄉籍》一書,大夸河中人物之盛,以趙家為最著,說盧綸為趙家的女婿,盧綸的妻子為趙櫓的姑姑,談到外家敬氏,說“先世亦出自河中”。據此可知,盧綸祖上也居河中,不會為范陽人。而很可能因為范陽盧家為名族,便妄指范陽為盧綸祖籍。

盧綸的生年,現在一般工具書稱約為唐玄宗天寶七年( 748年),游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定為天寶七年,都是依據聞一多先生《唐詩大系》,似乎成為已定之論。但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認為 748年說不能成立,理由是姚合《極玄集》與《舊唐書•盧簡辭傳》載盧綸天寶末舉進土不第。唐五代人所記當可靠,若生于天寶七年( 748年),天寶本只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不可能舉進土。又盧綸有幾首詩自云為至德中作,若生于 748年,至德中只十來歲,不可能作此數首詩的。傅說較有道理。聞一多、游國恩說不曾提出依據,應以傅說為是。傅璇琮提出盧綸生年決不可能是 748年,而應大大提前,應生于開元二十五年( 737年)或更早幾年。至于盧綸的卒年,一般工具書作約 800年,即貞元六年,也不可靠。據傅璇琮該書詳細考證,盧綸卒于貞元十四年、十五年間,即798——799年間。

盧綸祖上、近世官皆不顯,曾祖父為永寧令,祖父為濟州司馬,父親為臨黃縣尉,他的親屬也大多為縣丞、縣尉之類的小官。這種社會地位,即介于達官階層和士民階層之間的社會地位,使他既有依附達官貴人、以詩干進的一面,又有了解社會現實、創作出一些優秀之作的一面。

少年時代的盧綸,由于家境并不很好,世道不寧,父親可能去世較早,他本人又多病,生活并不美好,可能有好些時間,是在舅舅家度過的。他在《綸與吉侍郎中孚……兼寄夏侍御審侯倉曹釗》詩中自稱:“八歲始讀書,四方遂有兵。……稟命孤且賤,少為病所嬰。”又在《赴池州拜覲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詩中說:“孤賤易磋跎,其如酷似何。衰榮同族少,生長外家多。別國桑榆在,沾衣血淚和。應憐失行雁,霜霰寄煙波。”

過了幾年后,盧綸走舉試之途,又多不順利。上文談到《極玄集》、《舊唐書》都記載盧綸天寶末舉進士不第。盧綸有《落第后歸終南別業》詩,道:“久為名所誤,春盡始歸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綸與吉侍郎中孚……》中說:“方逢粟比金,未識公與卿。十上不可待,三年竟無成。”由這些詩可知,盧綸天寶未落第后,曾在終南山居住讀書,又幾次應舉,但均未能及第。后來他“奉親避地于鄱陽”,是幾次應舉都未能及第后,大概為生活所迫,或家遭變故,遠赴鄱陽。可能他舅舅家其時在鄱陽一帶居住,他又去投靠舅家了。大歷初,盧綸又由邵陽赴長安應舉,《新唐書》本傳說他大歷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在舉試之途,是徹底失敗了。

盧綸舉試不利,而在詩壇卻名聲漸盛。大歷年間,他在長安,在鄱陽,與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韋、李瑞等交游唱酬,被稱為大歷十才子。盧綸堪稱十才子之冠冕,受到宰相元載、王縉的賞識與推薦,由詩壇步入仕途。元載將盧綸之詩進給皇上,補閿鄉尉。后來又因王縉的禮聘,為集賢學士、監察御史,這中間又曾任河南鞏縣令。元載、王縉獲罪時,盧綸受到牽連,因此還被拘禁過。德宗即使后,盧綸又被任為昭應縣令。朱(氵此)之亂發生后,咸寧王渾(王咸)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鎮守河中,召盧綸為元帥府判官。軍營生活,使盧綸詩風較為粗獷雄放,關于軍旅邊塞的詩作,寫得極有生氣,為大歷十才子其他詩人所難及。

因他的詩受到德宗重視,官至檢校戶部郎中。正當他在官場將要青云直上的時候,生命卻終結了。

盧綸一生如此不得意,只是因為權貴的推薦,才作了很短時期的官,可以說是得利于社交。盧綸所交往的人物,不乏權貴大僚,除前面提到的宰相元載、王縉外,任過實職的宰相還有常袞、李勉、齊映、陸贊、賈耽、裴均、 令狐楚,渾(王咸)、馬燧、韋皋雖未任過宰相,但也是大權在握的人物。盧綸與之交往的,還有封疆大吏、重要朝官和掌握著入仕、升遷大權的人物,如皇浦溫、鮑防、黎干、盧甚、張建封、韋渠牟、裴延齡、王延昌、徐浩、薛邕、趙涓、李紓、包佶、吉中孚、肖昕,其他朝臣、各級官員和名門子弟則更多。與一些著名詩人的交往則更無須細數。從這個意義上講,盧綸又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社交家。

盧綸的詩,早年即以“舟人夜語覺潮生”為人稱道。直至垂暮之年,文學才華也未消歇,《和張仆射塞下曲》成為詩歌史上的千古名作。在大歷十才子中,他雖一生不得意,但死得最晚,所以對改變當時文體、詩風的影響也就最大。
呂洞賓

在民間,呂洞賓是一位與觀音菩薩、關公一樣婦孺皆知、香火占盡的人物,他們合稱“三大神明”。唐宋以來,他與鐵拐李、漢鐘離、藍采和、張果老、何仙姑、韓湘子、曹國舅并稱為“八洞神仙”。在山西民間信仰中,他是八仙中最著名、民間傳說最多的一位。談到八仙傳說,人們不禁會問:呂洞賓究竟是仙,還是人?他的故鄉在何處?

呂洞賓,原名呂巖,故鄉在河中府永樂鎮(今山西永濟縣)。他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祖輩都做過隋唐官吏,呂洞賓自幼熟讀經史,有人說他曾在唐寶歷元年(公元825年)中了進土,當過地方官吏。

后來,他因厭倦兵起民變的混亂時世,拋棄人間功名富貴,和妻子一起來到中條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對可望,遂改名為呂洞賓;“呂”,指他們夫婦兩口,兩口為呂;“洞”,是居住的山洞;“賓”,即告訴人們自己是山洞里的賓客。他的道號為純陽子。他在棄官出走之前廣施恩惠,將萬貫家產散發給貧民,為百姓辦了許多好事。民間傳說他在修煉過程中,巧遇仙人鐘離權,拜之為師。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為百姓解除疾病,從不要任何報酬。呂洞賓一生樂善好施,扶危濟困,深得百姓敬仰。他死后,家鄉百姓為他修建了“呂公祠”,以示紀念。到了金代,因呂洞賓信奉道教,于是將“祠”改成了“觀”。元朝初年,忽必烈知道呂洞賓信奉的道教在群眾中頗為流傳,就想利用宗教和呂洞賓的聲望鞏固自己的統治,派國師丘處機管領道教,拆毀“呂公觀”,大興土木,修建了“永樂宮”。從修建大殿到繪完幾座殿堂的壁畫,歷時110年,幾乎與整個元朝共始終。

呂洞賓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物,而在民間長期流傳中,卻象雪球的滾動一般,故事愈來愈加豐富,成為一個箭垛式的傳說人物。民間流傳的呂洞賓傳說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儒、道、佛三教交融。呂洞賓修習方術,得道成仙,這是道教出世思想。他成仙之后則要“度盡天下眾生”,這又體現了儒家“兼濟天下”的入世思想。而那長生于人世、樂于施舍的所作所為,又是佛教思想的反映。從呂洞賓傳說中可看到山西民間信仰中三教文化融合的印跡。二是不斷增加世俗化內容,如呂洞賓時常出現于酒樓、茶館、飯鋪等吃吃喝喝,走后留下仙跡。他放蕩形骸,不拘小節,好酒能詩愛女色,所謂“酒色財氣呂洞賓”,所謂“呂洞賓戲牡丹”(白牡丹為當時名妓),都為人們所熟知,這些世俗生活內容,使呂洞賓這位仙人更富有人情味,贏得了百姓喜愛。三是與文人傳說相結合。呂洞賓修行出走之前的儒者經歷,以及他飲酒、賦詩,追求山林的情趣,更適應了中下層文人口味。在故事流傳過程中,附合了許多文人傳說因素,使他同時成為失意知識分子的形象的神仙代表。呂洞賓傳說的這些特點是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是多種文化現象的積淀,使得這類傳說的研究意義更為深遠。

永樂宮由宮門、龍虎殿、無極殿、純陽殿、重陽殿五座建筑物組成。它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在一條中軸線上,東西兩面不設配殿等附屬建筑,從構件規制上吸取了宋代“營造法式”,在建筑結構上采用了遼金時期的“減柱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些元代殿宇中,最有價值的是無極殿和純陽殿。

無極殿,又稱三清殿,因奉把道教神話中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而得名。舉目望去,殿脊黃藍相間琉璃浮雕,五彩繽紛。殿頂砌造的人物、花卉、龍鳳、映群,千姿百態,形象逼真。殿內四壁,滿布壁畫,以人物畫居多,面積是 4O3.34平方米,畫面上有人物 286個,這就是著名的《朝元圖》。眾多的人物,按對稱儀仗形式排列,以南極、東極、紫微、勾陳、玉皇、后土、木公、金母八個大像為主體,組成了恭賀朝拜“三清”的場面。其中有龍袍加身的帝王,有鳳冠霞被的皇后,有嫵媚輕盈的侍女,有急如星火的差役,還有,武將驍勇驃悍,力士威武強壯,玉女天姿綽約。整個畫面氣勢雄偉,場面壯闊,筆力遒勁流暢,色彩絢麗協調,人物刻畫細膩傳神,栩栩如生,既表現了群仙聚會的盛況,又體現了中國封建朝廷儀仗,猶如一幅“漢宮威儀圖”,堪稱中國繪畫史上的杰作。

純陽殿,又稱呂祖殿,為奉祀呂洞賓而建。殿內塑有呂祖像,面目和善慈祥,神態端莊自如。殿內壁畫,描繪的是呂洞賓的生平事跡,從誕生起,到得道成仙,普渡眾生,游戲人間,采用的是連環畫的形式,每幅畫面之間用山石、云霧、樹木、河流等自然景色相隔相連,遠觀渾然一體,近看內容各異。雖為宗教畫題,但反映了元朝以前我國人民的生活習俗和社會風貌。這一幅幅壁畫形象地展示了殿堂樓閣,橋梁涵洞、酒肆茶館、村舍民居等物質民俗,表現了官吏、學生、平民、商賈等各個階層、各類人物的生活,還有舟船河中行駛、嬰兒誕生儀禮、老人死后祭奠場景,這一切都為我們研究宋金元社會史和風俗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在純陽殿后門的出口處,有一幅《鐘呂談道圖》,俗稱“盤道”,畫的是鐘離權誘導呂洞賓修仙學道的場面。畫面背景有起伏的群山,有潺潺的流水,有古老蒼勁的松樹,景色秀麗雅靜,師徒二人側身對坐,鐘離權袒胸暢談,舉止大方;呂洞賓凝神注視,側目靜聽,神態謙恭。這幅畫成功地展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情與景有機交融,氣韻生動,活靈活現。

永樂宮原建在永樂鎮。1958年因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上馬,而永樂宮正處于淹沒區內,為了保護這一珍貴的歷史文物,國家撥出巨款,進行了規模浩大的遷移工程,全部壁畫分塊割取,按照原樣安裝復原,將永樂宮完好無缺地遷移到了芮城縣城北的龍泉村。這里曾為“古魏城遺址”,有唐代建筑龍泉寺,前為黃河水庫,后是巍巍中條山,清澈的泉水環繞旁邊,更為永樂宮增添了迷人的景色。

聶夷中
聶夷中,字坦之,唐河東(今山西永濟一帶)人,以詩名世。現所知有關聶夷中的資料極少,據《唐詩紀事》和《唐才子傳》,知聶夷中出身貧寒,與許棠、公乘億等同為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禮部侍郎高湜下進士,是該榜進士中最窮苦者。進士及第后,因為藩鎮割據的戰亂時有發生,不能正常銓選官吏,他在京城長安滯留了很久,窮到了皂裘破敝、谷米艱難的地步,后得調華陰縣尉,到任后,惟琴書而已。這是聶夷中咸通年間的一點情況,至于此前和此后的情況,已難考知了。愛語文

雖則如此,聶夷中卻是一位人所共知的人物。他名以詩傳。在晚唐詩壇上,聶夷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詩人。愛語文

因為出身貧寒,仕途險阻,進退維谷,飽嘗窮因的辛酸與苦楚,對下層百姓的生括極為了解,對社會有深刻的認識,所以聶夷中的詩多傷俗憫時之作,多同情下層窮苦百姓,哀稼穡之艱難,對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含蓄的諷刺。《唐才子傳》稱他的詩多“警醒之辭”,認為“裨補政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義也。”這個評價是頗為中肯的。例如他的《公子家》詩:“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既譏富家子弟之無知,又嘆世間有用之物遭拋棄,含蓄地譴責一種背悖情理的現象。《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寫得尤為沉痛,讀之感人。《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指斥剝削階級不知人民勞苦,只知奪取人民辛勤勞動的果實。又著名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首,《全唐詩》一作李紳詩,一作聶夷中詩。即使確為李紳之作,所以被當作聶夷中詩,是因為這首詩從思想內容到風格,都與聶夷中詩相同。從聶夷中這此詩中可以看出,因階級出身,生活狀況不同,其愛憎、感情當然也不同。出身貧苦,同情貧苦勞眾,方能為勞動階級呼吁,其詩所反映的,才是勞動人民所需要表達的。聶夷中這樣的詩人,方可稱得上勞動人民的代言人。愛語文

聶夷中的詩,所存不多,《全唐詩》存其1卷。他精于古詩,深得古樂府之體。這正是反映勞動人民心聲的好形式,用語平白,通曉自然,近于民歌。用意委婉,憎愛分明,有補于時。所以《唐才子傳》稱其詩“正《國風》之義也”。愛語文

聶夷中是一個有才華而命運不好的詩人,亦即《唐才子傳》所云“才足而命屯”。雖一生困頓,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他的詩將永遠流傳。

裴度

裴度,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卒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字中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唐代后期杰出的政治家。

裴度出生于一個封建官僚家庭,25歲時考中進土,后又“應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職守,尤其在“慨然發奮,志平僭逆”的憲宗繼位以后,任事多稱憲宗旨意,所以不斷加官進職,由監察御史,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做了執政宰相。20余年間,裴度在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歷任顯職。由于他“執生不回,忠于事業,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因而屢遭皇帝的冷落和權臣的嫉恨、排擠。他雖三次為相,卻五次被排擠出朝廷,到太原、興元、襄陽和東都洛陽去做節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盡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業”,一直為世所重,時人論將相,皆“推度為首”。就連“四夷君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可見當時他威望之高和影響之大。唐朝以后的許多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劉(日句)、司馬光、歐陽修、李贄等人,都稱贊裴度“以身系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亂以后的七十余年中,當時,唐朝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復雜、激化。加之朝官結為朋黨,各自內結宦官,外連藩鎮,互相排斥,互相傾軋,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亂、黑暗。裴度為了維護唐朝的統一,堅持打擊藩鎮割據勢力;為了整肅朝綱,堅持與跋扈的宦官、蠹國敗政的奸臣作斗爭。這是符合人民群眾愿望,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

憲宗是唐后期力主打擊藩鎮的皇帝,先后輔佐他的宰相杜黃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擊藩鎮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則是他們之中功績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為削藩做出過貢獻。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將土擁立步射都知兵馬使田興(田興歸順后,朝廷賜各弘正)為留后。為了穩定魏博軍民的情緒,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諭。裴度在魏州,對田興極陳“君臣之義”,使田興“奉上益謹”。同時,奉命“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給復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轄州縣,“赦見囚,存問高年、煢獨、廢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軍士和各階層人民都非常感悅。一直到長慶元年(821年),田興遇害身死,始終忠于朝廷,并在唐朝進行的平叛戰爭中,屢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興歸順朝廷至長慶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統治區。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對田興和魏博軍民的處置,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輔佐憲宗平定淮西叛亂,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項業績。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并“發兵四出,屠午陽,焚葉,掠魯山、襄陽”,“及于東畿”,“關東震駭”。在如何對待反叛的吳元濟問題上,當時大多數朝臣是主和派,主張赦免吳元濟之罪,并加委他做準西節度使。而裴度等主戰派則認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準西“軍中上下攜離”,又處于“殘弊困劇之余,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待”。由于憲宗支持主戰派的意見,十月,開始了討伐淮西的行動。

恒州的王承宗、鄆州的李師道等割據勢力,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殺主戰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為王承宗、李師道等暗殺的主要對象。六月三日拂曉,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別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負重傷。

藩鎮割據勢力向主戰派宰執大臣下毒手,朝廷內主和派的大臣們,以“人情恐懼”為借口,紛紛要求憲宗罷淮西之兵,甚至要求憲宗“罷(裴)度官,以安恒、鄆之心”。裴度面對王承宗、李師道等的暗殺威脅,和主和派“罷兵”的壓力,向憲宗極陳:“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支持裴度的意見,沒有動搖,并立即提拔裴度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執政后,以“平賊為己任”。人們也認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誅賤之計,日聞獻替,軍用益急”。這對藩鎮割據勢力,和朝內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元和十二年七月,討伐淮西的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前方戰爭屢屢失利,兵餉運輸又發生了嚴重困難。朝中主和派官員,乘機“競言師老財竭”,勸憲宗從速“罷兵”。唯有裴度一人堅持把討伐戰爭打到底。他認為吳元濟“勢實窘迫”,必敗無疑;討伐軍屢次失利,不是敵人強大,而是因為“諸將心不一”,不能齊心協力。為加強前線的領導,裴度自請去前方“督戰”。他表示:“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遂任命他以宰相銜,兼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諭處置使,做了討伐淮西的前線總指揮。八月下旬,裴度親赴前線,駐郾城。他取消中使監軍,使“兵柄專制于將”,調動了將士們的積極性,“軍法嚴肅,號令劃一,以是出戰皆捷”,扭轉了戰局。十月初,裴度贊同唐鄧節度使李朔的作戰計劃。于是,李朔乘一個大風雪之夜,急行軍120里,襲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吳元濟,取得了討伐淮西的勝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廢除吳元濟時“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饋遺者”處以死罪等酷法。對叛亂者,裴度堅持只殺魁首,脅從不問的政策,召降了數萬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樂為兵,愿歸為農”,裴度“悉縱之”。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產的恢復發展。

討伐誰西的勝利,大大震懾了河北、山東的割據者。有自動歸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橫海節度使程權,“內不自安,遣使上表,請舉族人朝”。幽州節度使劉總也以“盧龍八州歸于有司”。有內心恐懼,猶豫觀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說,王承宗被迫“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對反復無常的鄆州李師道,裴度力勸憲宗出兵討伐。從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個月,終于誅殺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史稱憲宗“中興”。裴度不愧為“中興”的功臣。

宦官專權,是唐后期政治腐敗的重要內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謀圖鏟除這一毒瘤。裴度不曾參與和組織集團勢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過周密打擊宦官的計劃和措施。但因為他秉公執政,不避權貴,因而常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反對和打擊宦官勢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誣告裴寰。憲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處裴寰。宰相武元衡諫,憲宗不聽。當時擔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極論“憂措陛下百姓”的縣今,豈能加罪。在裴度的堅持下,裴寰才得無罪獲釋。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當時,朝廷正用兵山東,討伐李師道。憲宗想袒護楊朝汶,竟對裴度說:“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亂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認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給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堅持下,憲條不得不賜楊朝汶死,并釋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長慶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屢上表抨擊、揭露知樞密魏弘簡、翰林學士元稹阻撓、破壞討伐幽州軍事的罪行,魏弘簡左遷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長慶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嚴懲恃寵驕恣,欺凌主將的昭義監軍劉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劉承偕罪惡,并宣布要將其流放遠州。正因為裴度敢于打擊驕橫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與宦官無涉,而每次受排擠、打擊,都直接、間接與宦官有關。

裴度堅持治理國家要任用賢才。憲宗元和十三年,他極力反對任用“掊克取媚”的皇甫鑄為宰相。穆宗長慶年初,他無情揭露翰林學士稹鎮與宦官魏弘簡勾結“撓軍敗政”的罪行。裴度為將相20余年,薦引過李德裕、李宗閔、韓愈等名土,重用過李光顏、李朔等名將,還保護過劉禹錫等,但從不薦引無才的親友為官。在唐朝后期,朝官結為朋黨,相互援濟的情況下,他不拉幫結派,反對權奸,堅持唯才是薦,是他的“正直”之處。

裴度一生“累為奸邪所排,幾致顛沛”,到其晚年,為“自安之計”,“稍沉浮以避禍”。這是他晚年存在的問題。但綜觀裴度一生,他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的封建統治,堅持與權奸、宦官、割據勢力進行斗爭,這種斗爭精神是可貴的。尤其是從他反對藩鎮割據勢力所取得的巨大功績來看,他不愧為唐朝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裴垍
裴垍,字弘中,唐絳州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生年不詳,卒于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年),著名宰相。

裴垍為武則天垂拱年間宰相裴居道的七代孫,20歲中進士。唐德宗貞元年間,朝廷制舉賢良極諫科,裴垍對策第一,特授為美原縣尉。他任期滿后,各藩鎮、州府,交相征辟,但均不赴就,不久,朝廷拜他為監察御史,此后,還相繼任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員外郎等職。這期間,吏部侍郎鄭珣瑜曾委托裴培主持考試詞判。裴垍秉公辦事,嚴肅認真,不受請托賄賂,皆以實才取人。

唐憲宗元和初年,召裴垍入翰林為學士。此后,他還相繼任考功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職。

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詔舉賢良。當時應試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等人在對策中指陳時弊、言詞激切,考官楊于陵、韋貫之將他們三人招為上第錄取。裴垍復查考試結果也無異議。為此事,李吉甫卻泣奏唐憲宗,認為裴垍等錄用非人。唐憲宗于是貶黜楊于陵、韋貫之外任,又罷免裴垍翰林學土,降為戶部侍郎。不過,唐憲宗事非情愿,也知裴垍正直,從此反而對裴培更加信重,

就在這年秋天,李吉甫出任淮南節度使,唐憲宗遂拜裴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李吉甫主持朝政,第二年又加任裴垍為集賢院大學土監修國史。

裴垍任職翰林期間,唐憲宗新平吳、蜀之亂,正勵精圖治,一切機要事務都要和裴垍商量后才施行,而裴垍也小心謹慎,認真按唐憲宗的旨意辦事。裴垍任宰相以后,嚴明法治,考課吏績,分清良惡,種種作法,正大光明,使唐憲宗也折服。當時,吐突承璀很受唐憲宗的恩寵,常尋機向唐憲宗有私人請求。但唐憲宗礙于裴垍,不敢如吐突承璀所愿,并誡其收斂一些。唐憲宗由于對裴垍信重,在朝廷常稱其官號,而不直呼其名。

當時,百姓輸賦稅于州府要分成三份: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唐德宗建中初年制定兩稅法時,物重錢輕,后來漸至物輕錢重,百姓賦稅交錢,這樣稅額到唐憲宗時就增加了一倍。此外,唐時所說的“貫”或“緡”,按規定為千錢,但在習慣流行中并不足千錢,稱省估,州里長吏為了中飽私囊,讓百姓以足額交錢,稱為實估,這樣又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裴垍為相以后,奏請唐憲宗同意,將天下留州送使錢,改由省估征收。同時規定觀察使或節度使,只征收所在州的賦稅作為公費開支,如不足,才可征收所轄支郡,這樣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裴垍當宰相時還很年輕,但他嚴肅為政,依法辦事,頗有一番作為。他一心為國家朝廷辦事,也觸犯了勛貴舊臣的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滿,但因裴垍事事在理,又得到唐憲宗的支持,他們也奈何不得。此外,裴垍還注意聽從不同意見,以補自己的不足。

裴垍為翰林學土時,曾舉薦李絳、崔群同掌機要政務;為宰相以后,又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拔李夷簡為御史中丞,這些人后來都相繼機任宰相,為一代名臣。他選用的其他人也都很精明。不負人望。裴垍才能兼備,風范凜然,知人善任,在他前后擔任宰相的人中,是無人可比的,時論認為:他執政時期朝無奸侫,百業漸興,出現唐后期少有的清明時期。

元和五年(8l0年),裴垍患中風病,唐憲宗得知后非常嘆惜,特遣中使前往存慰,并對其飲食用藥都讓及時奏上,親加過問。但裴垍的病并不好轉,且日加重。唐憲宗只好免去了他的宰相職務,而改任兵部尚書,不久又遷任太子賓客。裴垍于當年去世,朝廷特贈他為太子少傅。

唐憲宗統治時期是唐后期政治比較清明時期,而裴垍是這一時期頗有作為的宰相。在他執政時,改革稅收弊政減輕人民負擔,在用人上擢拔才能,貶抑庸劣,又清風凜然,勤于職守,惜盛年去世,不得盡其才。

裴矩
裴矩(?—627),字弘大,河南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原名裴世矩。曾在北齊、北周為官,入隋,文帝使其南略嶺南,北撫突厥。又與牛弘參定隋禮,任吏部侍郎。煬帝時,主要經營西域。當時西域與中原來往隔絕多年,煬帝即命裴矩至甘州(今甘肅張掖),招引西域諸國來互市貿易。裴矩多次巡訪甘州、涼州(今甘肅武威)、沙州(今甘肅敦煌)各地,與胡商接觸,并招引他們到長安、洛陽貿易。裴矩根據胡商所述西域各國情況,撰成《西域圖記》三卷,獻于煬帝。由是引起了煬帝通西域的興趣。大業三年(607年),煬帝北巡,裴矩引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入朝。大業五年(609年),煬帝親征,打擊阻隔西域貿易的吐谷渾,拓地數千里;后煬帝命裴矩引高昌王、伊吾設等西域二十七國到燕支山(在今甘肅山丹縣)參加大會;大業六年(609年),邀西域各國派使者商人到東都參觀元旦大會演,藉以夸耀隋朝之盛威。及后煬帝又遣將軍薛世雄與裴矩至西域伊吾筑新城,由是隋與高昌關系更加密切。煬帝還接受裴矩的建議,派遣使者出訪波斯、印度等地。

大業十二年(616年),裴矩又隨煬帝至江都。大業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殺煬帝后,以裴矩為尚書右仆射。后化及為瓦崗軍李密所敗,裴矩亦為竇建德所獲,復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右仆射。武德四年(621年),建德與唐李世民戰于虎牢一帶,兵潰被俘,裴矩遂降于唐,后為戶部尚書。裴矩歷經北齊至唐數朝,頻易其主,但均受器重。

裴寬
裴寬(679—754),中唐時河東聞喜人。以廉明清正、剛直不阿、執法如山而名垂青史。裴寬生性通敏,工于騎射,尤為文詞。初任潤卅(今江蘇鎮江)參軍,時有人送鹿肉給他,知道裴寬不收,悄悄放下肉就走。裴寬無處退禮,便把鹿肉埋在后花園里。刺史韋詵知道此事后,非常嘆服,聘裴寬為按察判官,并許女為妻。后來,御史宇文融又推薦裴寬知任刑部員外郎。這時,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霍國公王毛仲因私人關系密切想包庇其罪責。裴寬不畏權勢,不徇私枉法,主持正義,堅決以法從事,捍衛了法的尊嚴。不久,裴寬又先后升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等職。

開元間,裴寬調任河南尹。任職期間,公正廉明,體恤民情,從不屈附于權貴,河南大治。后又調太原尹。由于他政績卓著,唐玄宗賜紫金袋,并親筆寫下“德比岱云布,心似晉水清”的詩句褒獎之。

唐玄宗天寶初年,裴寬為東留太守兼采訪使。旋即又升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加御史大夫。當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憑借自己的權勢,貪受賄賂,謀取私利,民甚怨憤。裴寬了解后,對烏繩之以法,毫不留情。三年后,裴寬提升為戶部尚書,仍兼御史大夫。當時刑部尚書裴敦復討伐海賊不勝歸來,到處宣傳,說賊兵強馬壯,氣勢洶洶,同時又給自己記功頌德,以期開脫罪責。雖為族人,裴寬對裴敦復這種推脫責任的做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沒有在皇帝面前為他“美言幾句”。由是裴敦復懷恨在心。有一次,河北部將入朝,在皇上面前盛贊寬在范陽時非凡的政績,說至今以來,連北方夷狄還思念著寬的恩澤。玄宗聽后,對裴寬更是信任和賞識。然而,玄宗的信任,卻引發了權相李林甫的不滿。李林甫擔心裴寬聲名日大,威脅其相位,對自己不利;同時又恨裴寬與其仇人李適之親善。因此,他企圖挑撥裴敦復來對抗裴寬。敦復因前事與裴寬結下仇怨,加之他心胸狹窄,又經李林甫從中挑唆,遂千方百計構罪陷害裴寬。恰好這時,裴敦復的部將程藏曜、郎將曹鑒因依仗權勢為所欲為,被人告發。裴寬奉命受理此案,遂秉公將二人逮捕入獄。敦復托人說情,裴寬執法不'肯寬容。于是裴敦復令其女婿以500兩黃金賄賂了楊貴妃的姐姐楊三娘,從中陷害裴寬。楊三娘在玄宗面前多方羅織裴寬之過。唐玄宗這時已陷入奢侈荒淫的生活中,不理朝政,任人擺布,遂聽信讒言,貶裴寬為睢陽(今河南商丘)太守。及韋堅案發,又因韋堅與裴寬有親戚關系而再貶為安陸別駕。這時李林甫大權在握,大規模地排斥異己。他派羅希爽南下殺李適之,順便過安陸刺殺裴寬。但羅希爽在裴寬的勸導下不忍下手而去。裴寬眼見奸臣當道,心灰意冷,遂表奏唐玄宗,決意出家為僧,玄宗不許。稍許遷升東海太守、襄州采訪使。又人拜禮部尚書。天寶十四年(755)卒,享年75歲。贈太子少傅。

裴世清
裴世清,河東聞喜人,外交家。仕隋為文林郎、鴻臚卿掌客。人唐為駕部郎中、江州刺史。裴世清,正史無傳,他的政績很少為人所知,但他曾率領隋朝第一個政府級訪日友好使團,為發展中日友好關系做出貢獻。

中日兩國隔海相望,一衣帶水,友好情誼,源遠流長。隋朝的統一,結束了南北朝長期紛爭的局面,為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隋大業三年(607), 日本小野妹子訪隋,次年三月到達長安。隋煬帝即派文林郎、鴻臚卿掌客裴世清率領代表團一行13人回訪,小野妹子伴同回國。同年四月,裴世清到了筑紫。6月15日到達難波。8月3日,在日本皇室的隆重歡迎下進京(今奈良)。《隋書•東夷傳》記下了當年的盛況:倭王遣小德河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后十日,又遣天禮哥多毗,從200余騎效勞。8月12日,裴世清晉見倭王,獻上方物及國書。其時,圣德太子和諸王、諸大臣,都頭戴金髻華,身著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參加會見儀式,足見日方的重視程度。倭王謙虛地對裴世清說:“我聽說大隋在我國之西,乃禮義文明之邦;我則區區島國,偏居海隅,不識禮儀,孤陋寡聞,以至久不相見。今貴客遠來,特意清掃道路,裝飾館會,以待大使,希望聽到來自泱泱大國的文明教化。”裴世清則以大國口吻回答說:“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隋朝國書的內容,表達了隋朝對日本友好的誠意,贊揚了倭國政通人和的局面,肯定了倭國為發展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

裴世清在倭國京城逗留了一個月,圓滿地完成了光榮的使命,即向倭王辭行。倭王為他設宴餞行。9月11日,裴世清等從難波出發,啟程回國。倭王再次派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并帶領留學生和學問僧各4人與隋使同往。小野妹子于次年9月才回到日本。

裴世清訪日,直接推動了隋代中日關系的發展,這次訪問,總共在日停留了三個月時間,加深了對鄰邦的了解,增進了友誼,形成了中日關系發展的高潮。在此前此后,日方派往隋朝的使團就有四次之多。作為一代外交大使,裴世清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中日友好關系的史冊上。

裴松之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祖籍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后移居江南。東晉史學家,為《 三國志注》作者。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南朝宋代晉以后,裴松之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冗從仆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賜爵西鄉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瑯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領國子博士,最后進位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終年80歲。

裴俠

裴俠,字嵩和,生年不詳,卒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西南)人。祖父裴思齊曾在北魏時任議郎。父親裴欣為西河郡守,死后得晉州刺史的名號。裴俠雖以門資解巾赴任,以至官達公卿之位,然而他官高不失其志,一生為政清廉,生活儉樸,克己愛民,所在州郡人民感其遺愛。

裴俠13歲喪父,青年時任州主簿,舉為秀才。北魏正光年間(520—525年)以門資得到散官奉朝請,后升任義陽p郡守。永安二年(529年),元顥反魏,叛軍攻下洛陽,并派使者赴義陽見裴俠。裴俠燒掉送來的書信,表示不聽元顥的命令。事隔不久,爾朱榮率軍平叛,孝莊帝回到洛陽嘉獎功臣,以裴俠有忠勇精神授予他東郡太守,兼防城別將之職。永熙二年(533年),高歡擊敗爾朱兆,收其部眾,勢力大增。孝武帝為抑制高歡,起用了擁有重兵的賀拔勝、賀拔岳兄弟,同時向河南(今山西南部黃河以南地區)征兵以加強京城的宿衛。裴俠率領自己的部曲趕赴洛陽宿衛京都。永熙三年(534年)高歡計殺賀拔岳,形勢變得十分嚴峻。武衛將軍王思政私下與裴俠議論時政,認為當時權臣高歡不聽王命,自作主張,孝武帝力量日漸削弱,面對這種情況該采取什幺態度?裴俠認為如果與高歡對立則會有眼前的麻煩,與宇文泰交往則怕有將來的憂慮。不如跟隨孝武帝,謹慎從事,從長計議,待機而行事。王思政心服其策,于是向孝武帝推薦,授予他左中郎將的職位。就在這年高歡兵進洛陽,孝武帝逃奔長安。裴俠隨帝入關,因而賜爵清河縣伯,官拜丞相府士曹參軍。

西魏文帝大統三年(537年),高歡與宇文泰兩軍戰于沙苑(今陜西大荔),裴俠率領鄉兵部曲隨軍作戰,沖鋒陷陣十分勇敢。文帝獎勵他的勇決精神,引用孔子“仁者必勇”的話語命他改裴協為裴俠。因戰功晉升為侯爵。大統八年(542年),并州刺史王思政奉命鎮守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在朝中選擇鎮守之將,選了能戰的韋孝寬,善謀的裴俠,任裴俠為長史。玉壁城周八里,四面并臨深谷,地勢險要,難以攻克。高歡以高官厚祿招聘乇思政,希冀瓦解西魏的力量。王思政讓裴俠代為復信,文字氣勢壯烈。文帝稱贊裴俠幫助他人挫難解紛有如戰國時的魯仲連。大統十二年(546年)高歡屢攻玉壁不下,得病退兵,裴俠守玉壁有功拜為河北郡守。在任上他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河北郡舊例有漁獵者30人、男丁30人供郡守驅使。裴俠認為滿足自己的口腹去役使他人于心不安,于是悉令免除。而將這些傭工交納的租稅買了官馬,幾年繁殖馬匹成群。在他離任之時一無所取。郡內吏民沒有不懷念他的,人們編了歌謠傳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文帝欣賞裴俠清政愛民的風范,欲給眾郡守樹立一個榜樣。有一次在朝中命裴俠獨立一邊,然后對眾人說,裴俠奉公清廉為天下之最,你們誰能與他相比也可同他站在一起,眾郡守都不敢應對。于是文帝賞賜他豐厚的物品,朝野都心服口服,稱他為“獨立使君”。

裴俠為九世伯祖裴潛作《貞侯潛傳》,傳中附上裴氏宗室中有清名廉政者,欲使后來者學習和仿效,也以先人的作為激勵自己。他的堂弟裴伯鳳、裴世修當時都是丞相府佐,不能理解他的作為,恥笑他不知人生奮斗為名為利,何苦作官還這樣清苦。裴俠對答,認為清廉是任職的本分,勤儉是人立身的基礎。裴氏家族是個大族,好傳統代代有人繼承,以清苦修身不為名利,是怕辱沒祖先。一番話說得二兄自覺形穢。

大統十五年(549年)裴俠調任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后梁竟陵守孫暠,鄼城守張健以郡降附西魏。裴俠認為孫暠眼珠亂動,說話沒有分寸,不是真心降附,而張健神情鎮定,不會有貳心。有人密告宇文泰,字文泰認為裴俠有鑒別力,于是派大都督符貴鎮守竟陵,而對鄻城不派軍隊。第二年梁將柳仲禮率軍救安陸,孫暠復叛魏,事態發展正如裴俠預言。不久裴俠轉任大將軍,拓州刺史,又拜為雍州別駕。

北周孝閔帝即位(557年),裴俠官拜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后又擔任戶部中大夫,在幾十天之內調查、揭發出貪官污吏的行為,樹立了清廉嚴政的名聲。后又調任工部中大夫,工部的貪官污吏都害怕得很。大司空的掌錢物典李貴躲在家里哭。裴俠得知后令他自首,李貴承認貪污了五百萬錢。裴俠勞神過度得了昏昏沉沉的病,一日忽聽到有五鼓的聲音,立即驚起,重病由此見輕。晉公宇文護感嘆裴俠忠誠,病危還憂國憂民。在他病重期間,許國公宇文貴、北海公申微等到家問候他,看到他住的房屋不免霜露,返回朝中向明帝報告,明帝顧惜他貧苦,為他修住宅,并賜給良田十頃。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裴俠病故。朝廷贈給他太子太師,蒲州刺史的稱號。賜謚為貞。


裴行儉
裴行儉(619~682)唐代高宗時大臣,字守約,絳州聞喜(今山西聞喜東北)人。高宗時官至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封聞喜縣公。高宗立武昭儀(見武則天),行儉私下和長孫無忌、褚遂良議論,貶為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護,在西域時,諸部多慕義歸附。與李敬玄、馬載同掌選事10余年,甚有能名,時稱裴李、裴馬。創立一些法規,使選任官職有條可循,為后來所承用。行儉少時從大將軍蘇定方學習兵法,后來領兵出征東、西突厥,善于料敵決勝。他誠懇待人,獲得士兵愛戴,故戰多取勝。調露元年(679)西突厥侵逼安西(今新疆庫車),當時行儉受命冊送波斯王子泥涅師歸國,途經西州時,募得萬騎,便假為畋獵,以計俘西突厥都支,將吏于碎葉城為他立碑紀功。由于他文武兼資,高宗特授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同年,東突厥阿史德溫傅、阿史那伏念反叛,行儉以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統兵30萬出擊。開耀年間,以反間計逼伏念執溫傅來降,余眾悉平。他善于識拔人才,軍中提拔的將領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黑齒常之等,都成為一代名將。行儉著有文集20卷和《選譜》。又撰《草字雜體》及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46訣,今佚。

裴秀
裴秀,字季彥,魏晉期間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魏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生于一個世代官宦家庭。晉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因服食寒食散后誤飲冷酒,中毒身死。裴秀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政治方面,但卻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圖書學家。

裴秀自幼好學,小有才名。年長居官,初襲父爵,做尚書令,后任延尉正。公元257年,,三十四歲的裴秀隨司馬昭到淮南征討諸葛誕,因為他出謀劃策有功,被任為尚書,不久又升為尚書仆射。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后,裴秀又先后擔任尚書令和司空(相當于宰相),在他擔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負責其他政務外,還負責管理國家的地圖和戶籍人口。由于職務上的關系,他得以接觸更多的地理和地圖知識,并使他對古代地理和地圖進行了仔細整理和精心研究。

我國地理學起源很早,遠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時期,國家已經設置了專門掌管全國圖書志籍的官吏。大約在春秋戰國戰國時期,出現了我國歷史上一部地理學名著――《禹貢》。到了魏晉期間,因為年代久遠,《禹貢》中所記載的山川地名已經有很多變更。

裴秀在詳細考證古今地名、山川形勢和疆域沿革的基礎上,以《禹貢》作基礎并結合當時晉朝的"十六州"而分州繪制的大型地圖集,繪制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圖上古今地名相互對照,它不僅是當時最完備、最精詳的地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學的繪制方法。 裴秀在完成這本地圖集的繪制以后,把它進呈給晉武帝,被當作重要文獻收藏于"秘府"。裴秀在圖的前面寫了序言,詳細談到了他繪制地圖所運用的方法。這是一篇很有科學價值的珍貴文獻,它體現了裴秀在制圖理論上的卓越見解。這篇序言后來被保存在《晉書•裴秀傳》里。

他創立"制圖六體"理論,系統總結了前人豐富的繪圖繪圖經驗,為后世的地圖繪制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規范,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圖綱要。制圖六體是很科學的。可以說,今天地圖學上所應考慮的主要因素,除經緯線和地圖投影外,裴秀幾乎都已經提出來了。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裴秀不僅已經認識到地在地圖上表現實際地形的時候有哪些相互影響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這在地圖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杰出成就。

裴秀的制圖六體對后世制圖工作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直到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所繪有經緯線的世界地圖在中國傳播傳布以前,我國在地圖繪制上,雖然在內容上不充實、完備,但是在方法上基本是遵循制圖六體的。

據史書記載,裴秀除了繪制《禹貢地域圖》以外,還曾經繪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圖》,一直流傳了幾百年,對后世地圖學的發展有相當大有影響。大概在他以前不久,有人繪制了一幅《天下大圖》,規模非常寵大,據說"用縑八十匹",這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是這幅《天下大圖》有一個缺點,就是不便攜帶、閱覽和保存。于是裴秀運用制圖六體的方法,"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尺(大約相當于一百八十萬分之一)把它縮繪成《地形方丈圖》,并且把名山、大川、城鎮、鄉村等各種地理要素清清楚楚地標示在圖上。這樣,閱覽它就方便多了。可見裴秀已經掌握了縮放技術。

裴秀身居相位,一生主要從事政治活動,不可能經常花大量精力親自動手進行繪圖。因此無論是他的《禹貢地域圖》,還是《地形方丈圖》,都是在別人的幫助睛才能得以完成的。他主要是起了發起、組織和指導的作用。

裴秀對我國地圖學的發展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他所提出的制圖六體為我國制圖學奠定了科學基礎。因此,把他稱為我國科學地圖學的創始人是并不過譽的。有些西方學者對于裴秀的成就也給予高度評價,說他完全可以和古代希臘著名的地圖學家托勒密(公元99-168年)相提并論,而立于世界著名地圖學家之林。

裴骃
裴駰,字龍駒,裴松之之子。南北朝時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博學多才,主要著作為《史記集解》。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史學受封普遍重視,史注隨之盛行。繼裴松之以補充史料為主注釋《三國志》,創新完善了史注的內容和形式后,又出現了以薈萃眾說為特點的集解、集注形式。裴駰的《史記集解》是代表之作。

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問世后,為之作注者歷代有之。最早注《史記》的是東漢延篤。發展到隋唐,巳多達20來家。而流傳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駰《史記集解》80卷、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為補充,成為受人稱道的好注本。

裴駰稱賞司馬遷,認為他確實是“命世之宏才”,能夠廣博地涉獵,貫穿經傳,馳騁古今,纂成數千年的通史,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是值得尊敬的,又《史記》“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堪稱一家之言。但是,他經過考校,認為此書也“時有紕謬”,“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有時“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于是,他決心為《史記》作新注。

當時,《史記》注本已有多種,經比較,他選擇晉宋之際學者徐廣的《史記音義》做基礎,然后博采九經、諸子、諸史和漢晉人的《史記》注說成果作集注,稱自己的注釋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并收諸說。裴駰認為徐廣的《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發明,而殊恨省略”。于是他廣泛地吸取了前人對《史記》有關諸書的研究成果,如賈逵、服虔、杜預給《左傳》作的注,如淳、張晏給《漢書》作的注,韋昭給《國語》作的注,凡是能補益《史記》的,全都抄入。抄寫中,首先引出作者,注明出處,然后將引文準確詳細地錄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實連貫,表現出一絲不茍的科學嚴謹態度,不僅準確地注釋說明了原文,方便了閱讀,而且為后人校勘輯佚舊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證,從而使注文具備了較高的史料價值。

第二,未詳則闕。裴注與原文的關系,—般是謹守著“注不破經”的漢儒舊例,只管隨文作注,不對原文提出懷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詳則闕,弗敢億說”的原則,是認為“人心不同,聞見異辭”。自己“愧非晉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學,蕪穢舊史”去評論解釋積德多學的司馬遷及其《史記》因此在文義可疑之處,往往并列數家之說,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抵牾”之處,也往往“依違不悉辯”。有時,對原文出現的明顯錯誤,裴注也只是稍作變通,客觀地引出他說,而自己不作決斷。
對所引注文,也基本取“未詳則闕”的原則,他舉例說:“《漢書音義》稱‘臣瓚',莫知民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這里顯然是一種“依違不悉辯”的處理辦法。

第三,刪浮取實。闕疑者雖可防止望文生義,主觀臆斷的弊病,但有拘謹之嫌,裴駰并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學考證做為前提的。他往往是對前人所注之文句異同,悉心考訂辨正,“刪其浮辭,取其要實”。能下判斷的,則以己意斷之,用“駰案”標明。對《史記》正文出現的謬誤,間或也作正面訂正。對正文的糾正及對注文的刪取,其苦心在于對《史記》起裨補作用。他將這種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繼朝陽,飛土之集華岳”。

第四,補充史料。裴駰對《史記》的裨補還表現在對原文的史料補充上。即補充大量的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擴大注釋范圍,充實注釋內容。在傳統的訓詁注音之外,又繼承發展了其父裴松之補充史料的特點,形成《史記》注釋的新傳統。唐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又繼承了《集解》的這一新傳統,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實際上是唐以前史籍注釋的綜合性總結。裴駰之開啟之功,不容忽視。

裴駰在我國史注歷史上,是繼裴松之之后,又一位做出重大貢獻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稱他“開導后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承認了他在史注上的宗師地位。

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生于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年),卒于梁中大通二年(530年),祖籍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南朝粱著名史學家、文學家。

裴子野出生于封建世族家庭,曾祖裴松之,南朝宋太中大夫,著有《三國志注》,祖父裴骃,南齊中郎外兵參軍,著有《史記集解》,都是著名史學家。父裴昭明、南齊通直散騎常侍。裴子野出生后母親病逝,由祖母殷氏撫養。殷氏“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不幸,在他9歲時,祖母也去逝了。裴子野悲痛萬分,心靈受到沉痛的打擊。

裴子野聰穎早慧,勤奮好學,少年時代就以善于著述文章聞名。年輕時即開始步入仕途,初任南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后為江夏王參軍。北齊中興二年(502年),父裴昭明去世,裴子野辭官回鄉。正在這時,南齊王朝也被蕭梁王朝替代了。

蕭梁初始,粱尚書仆射范云很贊美裴子野的文才、品行,準備上表推薦他,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當時文學家任昉頗負盛名,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門下,請求推薦仕官,唯獨裴子野不愿走這條捷徑,為此任昉很惱火,不在朝廷為他說好話。過了很久,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參軍,兼廷尉正。廷尉是掌刑獄的機構,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獄,裴子野不在場,同僚們代他簽了名。誰知,梁武帝對此案很不滿意,把辦案的人全撤了,裴子野也在其中。有人勸他把事情真像講明,可官復原職。裴子野笑著說:“丟官固然可惜,我豈能靠訴訟辯解當官呢?’他在家呆了很久,終無悔意。著名無神論者范縝在朝中任國子博士,與裴子野素未相逢,卻很敬佩他的學識和為人,上奏請朝廷將自己的官職讓給裴子野。朝廷以裴子野資歷太淺為由,來予采納。過了很久他才任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后又任諸暨(今浙江諸暨)令。任職期間,以理取信于民,“百姓稱悅,合境無訟。”數年后,裴子野才被吏部尚書徐勉推薦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后又兼中書通事舍人,掌中書詔誥,不久又遷中書侍郎。梁大通元年(527年)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年),死于任上,終年62歲。

裴子野仕官期間,忠子職守,任勞任怨,且為政清廉,是—塵不染的清官。他把朝廷的俸祿分攤給生活困難的親戚朋友,自己則與妻子恒苦饑寒,居住在數間茅草屋內,“唯以教海為本”。晚年信奉佛教,嚴守戒律,病重期間“遺命儉約,務在節制’。裴子野死后,梁武帝為之流涕,親下詔書,稱“文史足用,廉白自居。謚曰貞子”。據說過去,五品以上的官職才有謚號, 裴子野“以令望見嘉”破了先例。裴子野下葬,湘東王蕭繹親自寫墓志銘,藏在墓葬中,邵陵王蕭綸為他立墓志,立于墓道中,“羨道列志, 自此始焉”。

裴子野與兄裴黎、弟裴楷、裴綽以文才譽滿天下,號稱“四裴”。裴子野具備了文史學家的修養和素質,以知識淵博令人折服。當時粱西北境外有滑國及白題二國,遣使臣朝貢。這二國從漢代以來就很少與漢族交往了,朝中沒有人知道他們來自何方。裴于野見使者后,思索片刻便說:“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元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后乎。”在場的眾臣聽后都很佩服他的廣聞博識。此后裴子野奉敕撰著《方國使圖》,記錄鄰近20余個國家的物產和風土人情。

裴子野的著述甚豐。他年輕時著《宋略》,影響深遠。當初,裴子野曾祖裴松之劉宋時曾受詔續修何承天的《宋書》,未完成就逝世了。裴子野有志繼承祖業,完成修史重任。他在《宋略.總論》中說; “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兩晉南北朝私家修史甚眾,單修《宋書》者,有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沈約等。唯沈約的《宋書》極為流行。裴于野觀沈約《宋書》后,認為其繁瑣,便刪繁存簡,“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沈約見后感嘆道: “吾弗逮也。”蘭陵王蕭琛評論《宋略》“可與《過秦》、《王命》相匹敵”。當時范縝讀后說;“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

《宋略》20卷,是南朝宋史專著,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極贊賞之,“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又說:“裴幾原刪宋史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宋略》主要是刪繁,也有所補充。全書已于宋、元散佚,僅散見于唐代史學家杜佑所撰的《通典》、唐許嵩撰的《建康實錄》、宋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著述中。《宋略》主要論述劉宋興亡,其議事論贊受到諸家的引用。《資治通鑒》采用裴子野論10篇,如《論典簽專恣之害》、《論仕途唯門戶不問賢能之非>)頗有見解。

裴子野博覽群書,著述文章,以文速見長。梁普通七年(526年)準備出師伐北魏,粱武帝敕裴子野寫討魏檄文,他在朝中當堂揮筆著文。梁武帝觀后說:“其形雖弱,共文甚壯。”至此,粱朝的大小檄文均由裴子野執草。有人問他文速之道,裴子野回答說:“人皆成于手,我獨成于心”。

南北朝時期文學領域受玄學影響很深,文章追求華麗,散文駢儷化,多有繁縟堆砌毛病。唯裴子野“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他曾著《雕蟲論》,反對“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的文風,對當時“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巧而不要,隱而不深”的頹廢文風進行批評。他的作品清新秀美,質樸無華,體現‘復古’筆法。如粱普通七年(526年)所作《喻虜檄心》:“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涂炭,用寢兵草。今戎丑數亡,自相吞噬,重以無旱,彌年谷價騰踴,丁壯死于軍旅,婦女疲于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政。”文章一氣呵成,真實反映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筆力剛勁,與堆砌典故的駢體文差別甚大,頗有秦漢遺風。裴子野還以擅詩著稱,可惜已散佚,僅存3首,散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中。

裴子野是南朝蕭粱時著名封建政治家,又是史學家、文學家.其一生著述,除《宋略>外,尚有《集注喪服》2卷,《續裴氏家傳》2卷,《眾僧傳》20卷,《百官九品》2卷,《附益謚法》1卷,《裴子野文集》20卷,均佚。曾草創《齊梁春秋》未就。清人嚴可均輯佚裴子野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逯欽立曾輯佚其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司空圖
司空圖,生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卒于后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祖籍泗水(屬今山東兗州)。不過這個祖籍距司空圖本人生活時代恐怕是比較遙遠了。泗水是孔子故鄉曲阜的近鄰,古人又素把“洙泗地”看作是儒學“搖籃”,故而他以自稱“泗水司空氏”為榮。至于他的祖上自哪一輩遷居河東虞鄉(令山西永濟縣東)還無以確定,但可以肯定司空圖的祖父就已“退居”在那里。

司空圖出生于一個中等官吏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官至郎中。20歲左右,他開始四處出游,以求得到高官名人的引薦。奔波了10余年之后他找到了仕進的機會。時朝廷大臣王凝被貶為絳州(今山西新絳)刺史,司空圖帶著文章進謁,深受王凝賞識。不久王凝復任朝廷要職,做了禮部侍郎,并在咸通十年(869年)主持了科舉考試,錄取了司空圖。這一年司空圖所作《與惠生書》頗為慷慨地說;“足下某(上敖下且)于天地之間二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跡,慚企不暇,則又環頗塵蔑,自知不足為天下之(上敖下且)也。”他直言抒發自己的“平生之志”就是要通過“修平討原”及于“濟世之機”。但在此之后幾年他并未得志。乾符六年(879年),宰相盧攜被罷免,以賓客分司東都。盧攜途徑中條山下,曾在司空圖住所耽過—段時間,后來兩人又在洛陽同游。盧攜對司空圖十分賞識。第二年盧攜復入朝為相,使司空圖的官職連有升遷。廣明元年(880年), 44歲的司空圖已遷為禮部郎中。但就在這一年,黃巢農民起義軍攻下了都城長安。長安之亂中,若不是他昔日的一個名叫段章的仆人暗中保護他,大概他連脫身也很難。為了避亂,他躲進了中條山中的王官別業。王官別業距其虞鄉舊居有10來里地,為中條山所環抱,山谷清幽,溪水長流,風景很優美。

長安戰亂對司空圖無疑是精神上的嚴重打擊。“空將憂圖淚,猶擬灑丹墀”(《亂后三首》),司空圖是傷心透了。這時他已有歸隱不出之想,但還是念念不忘那個流竄中的皇帝。“亦知世路薄忠貞,不忍殘年負圣明”(《寓居有感三首》)。光啟三年(885年)唐僖宗自成都返京,行次鳳翔,召見司空圖,命為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但為官不到兩年,司空圖又歸隱到王官谷了。“何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華下》),如果說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使司空圖為唐王朝感到失望的話,那么唐朝廷內部的“奸”與“邪”就使司空圖徹底絕望了。其《五十》詩云:“閑身事少只題詩,五十今來覺陡衰。清秩偶叨非養望,丹方頻試更堪疑。髭須強染三分折,弦管遙聽一半悲。漉酒有巾無添釀,負他黃菊滿東籬。”詩人的心境是相當慘淡的。過去他只求“角功利于古豪”(《司空表圣文集序》),現在是“閑身事少只題詩”。他年輕氣旺、關心世事的時候不多寫詩,如今日漸消沉起來,卻以詩來自我慰籍,這就無怪乎他好詩不多了。他同時又有足夠的時間來讀詩、揣摩詩。其《與王駕評詩書》云:“吾適又自編《一鳴集》”。查考此集是司空圖于光啟三年(887年)所編,則《與王駕評詩書》當是司空圖50歲時所作。其《與李生治詩書》、《與極浦書》也都是后期所作。《詩品》創作的時間很可能更晚。所以說,司空圖主要是在后期隱居期間對詩歌理論進行探討的。

50歲以后,司空圖矢志與官場絕緣。唐昭宗龍紀元年(889年)詔復其舊官,司空圖前去朝見,乞歸山野。景福元年(892年)拜諫議大夫,司空圖仍乞還山。乾寧三年(896年)詔兵部侍郎,司空圖索性連朝廷也不去了。“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這正是司空圖自己所說的“十年三署讓官頻”(《狂題十八首》)。由于戰亂,許多文人學子和官吏到他那個幽處中避難,與他一起“樽前且拔傷心事,溪上還隨覓句行”(《喜王駕小議重陽相訪》)。這在很大程度上增長了他的名聲;而朝廷聞之,認為在“朝難當興”之際任用他這種“高士”于朝廷有利,就命之以高官。司空圖幾次不赴詔,反而名聲更大了。在此之后的8年里,他或是隱居王官谷,或是去華陰、浙川等地避亂,“亂離身偶在,竄跡任浮沉”(《避亂》)。67歲時他重修了王官別業,寫了篇《休休亭記》,打算在王官谷以盡風燭殘年。然而就在他生平最后5年里還冒了兩次險。一次是天復四年(904年),司空圖被詔入朝。當時,唐昭宗正被幽閉洛陽,朱全忠、柳璨在朝廷弄權,曾一次殺掉朝臣異己者30余人。柳璨之所以要矯詔司空圖,是想借助司空圖的名聲。司空圖雖然對其不滿,卻又怕招致殺頭之禍,于是佯稱有疾;而且,在朝廷上故意墮笏失儀,顯出一副老朽不堪的樣子。柳璨知其意不可強求,又詔許還山。另一次是大佑四年(907),朱全忠篡唐之后,詔司空圖為禮部尚書,這無非也是想利用司空圖的名聲罷了。司空圖對朱全忠的不滿不難想見,自然是拒絕赴任。第二年,即后梁開平二年(908年),司空圖去世,時年72歲。

清人王士禎《五代詩話》云:“唐末人品,以司空圖表圣為第一,其論詩亦超超元箸”。司空圖能在封建社會后期享有那么大的聲譽,一在于他自己的“人品”,一在于他所寫的《詩品》。總之,為古人所稱道的司空圖的“人品”有三個地方比較突出。其一是“忠”;忠于國君,忠于唐王朝。作為封建士大夫來說,忠君就是一種美德。“媧女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短歌行》),唐王朝的滅亡就是國家的破亡,司空圖想補天而不能,心中因此而悲苦不堪。當唐王朝危在旦夕之時,他人紛紛趨附朱全忠,司空圖能先后五次堅辭高官厚祿,最后兩次是冒著風險而不赴任,這種氣節值得肯定。其二是“義”;在唐末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趨炎附勢的社會中,為人交友能做到“義”并非易事。司空圖早年受知于王凝,為報答知遇之恩而步步緊隨,甚至不怕受到彈劾。后來又受知于盧攜,被盧攜譽作“高土”。他之所以為盧攜所器重,所贊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盧攜特別欣賞司空圖為人重義這一點。戰亂中許多流落奔波的文人官吏到他那里避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為人重義。更為可貴的是,司空圖為人講義氣極有愛憎之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曾與宦官田令孜爭奪鹽池而大戰于池苑,后來成為新的方鎮勢力。王重榮之子曾送給司空圖許多東西,“伏臘饋遺不絕于途”,而司空圖則把這些東西置之于市,任由市人盡取。其三是正直廉潔。唐末,整個上層社會已是全面腐化,而司空圖獨能“出淤泥而不染”,潔身自凈,退隱修德,絕不與齷齪之人同流合污。司空圖雖未能像陶淵明那樣真心熱爰農村勞動生活,未能耕田種地;但他五次辭去朝中大官,絕不與奸邪卑俗之人共事而在鄉間“與野老同席”,不也可與陶淵明相媲美嗎?元好問就把司空圖和陶淵明放在一起來贊美,其所敬仰的正是他們的清正廉潔。

奠定司空圖在文學史上突出地位的是他的《詩品》。這部詩論是對唐人詩歌創作藝術審美的出色總結。對后人的詩歌創作具有極深遠的影響。他把詩歌分為二十四“品”,辯析各種不同的意境和風格。他所欣賞和倡導的是一種“妙造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藝術境界。結合他其它一些詩論,不難看出其詩論的核心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韻外之致”數論;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主要在于它把詩人的詩歌創作與欣賞者的形象思維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也就揭示了我國古代詩歌藝術的魅力所在,“景外之景”與“味外之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審美欣賞的過程。這個欣賞過程可分為三個環節:象、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第一個環節是“象”和“味”。這個“象”是第一重象,是指作品所展示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可以誘發讀者進行想象的意象。“味”是從這個“象”中直接生發出來的,是讀者不經過審美想象就可以直接得出的“味”,也就是淺一層的“味”。第二個環節是象外之“象”。這個象可以說是第二重象,是欣賞者在獲得第一重象之后在頭腦中經過想象而獲得的意境。第三個環節是味外之“味”,也就是司空圖所說的遠在“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它緊緊伴隨第二環節而來,是欣賞者經過想象獲得意境之后從意境中品嘗出來的。它的最大特點就是“遠而不盡”。一個欣賞者對古詩進行審美欣賞,只有當他尋覓到味外之“味”的時候,他的審美欣賞才算完成,此正司空圖所說:“而愚以為辯于味,而后可以言詩也。”司空圖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說。豐富和拓展了我國傳統文藝批評中的“意象”、“意境”、“韻味”等美學范疇,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詩歌藝術的審美理想。


王績
王績(586—644),字無功,自號東皋子、五斗先生,祖籍祁縣,后遷絳州龍門(今河津縣)。唐朝著名詩人。出身官宦世家,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弟。

王績自幼好學,博聞強記。隋開皇二十年(600),只有15歲時便游歷京都長安(即今西安),拜見權傾朝野的大臣楊素,被在座公卿稱為“神童仙子”。大業元年(605),應孝廉舉,中高第,授秘書正字。但他生性簡傲,不愿在朝供職,改授揚州六合縣丞。因嗜酒誤事,受人彈劾,被解職。其實,他并不看重官職,故感嘆道:“網羅在天,吾且安之。”時隋末大亂,他常和隱士仲長子光在一起飲酒賦詩,養鳥等均有研究。

王績性情曠達,嗜酒如命。唐武德八年(625),朝廷征召前朝官員,王績以原官待詔門下省。按照門下省例,日給良酒三升。其弟王靜問:“待詔快樂否?”回答說:“待詔俸祿低,又寂寞,只有良酒三升使人留戀。”待中陳叔達聞之,由三升加到一斗,時人稱為“斗酒學士”。貞觀初,太樂署史焦革善釀酒,王績自求任太樂丞。后因焦氏夫婦相繼去世,無人供應好酒,于是棄官還鄉。回到東皋后,他把焦革制酒的方法撰為《酒經》一卷;又收集杜康、儀狄等善于釀酒者的經驗,寫成《酒譜》一卷。在所居之東皋,為杜康建造祠廟,并把饋贈過美酒的焦革也供進廟中,尊之為師,撰《祭杜康新廟文》以記之。王績因對現實不滿,終于走上隱居之路,但有人以酒邀者,無不樂往。其《醉鄉記》、《五斗先生傳》、《酒賦》、《獨酌》、《醉后》等詩文,均被太史令李淳風譽為“酒家之南董”。

除好酒外,王績還好彈琴,曾“加減舊弄”,改編琴曲《山水操》,為世人所賞。又精于占卜算卦,兼長射覆。但最大成就在于詩歌,有《王無功文集》五卷本行世,被后世公認為是五言律詩的奠基人,扭轉齊梁余風,為開創唐詩做出重要貢獻,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貞觀十八年(644),王績病卒于家中。與陶潛的《自祭文》一樣,生前已備有自撰志銘,并囑家人薄葬。

王通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隋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今山西省萬榮縣通化鄉)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門弟子私謚為“文中子”。

王通,《隋書,無傳,新、舊《唐書》王績、王勃、王質傳中雖均曾提及,然皆極簡略,稱其為隋末火儒而已。參考其它文獻,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土待詔云龍門,向隋文帝奏《興衰要論》7篇,“言六代之得失”,頗為隋文帝所稱道。王氏家學淵源深厚,所以王通從小就受到儒學的熏染。《中說•立命篇》有“夫子十五為人師”的記載,可見王通少年時即精通儒學,學問極好。

據說在隋文帝仁壽三年(603),王通曾經“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稻今驗古”。但沒有受到重用,大約是由于同鄉薛道衡的推薦,才被授以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滿意,所以不久就“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王通棄官歸鄉后,便潛心鉆研孔于的“六經”,據說曾經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千族父仲華。經過一番研究,王通自覺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經》,或稱《續六經》。并開始在家鄉的白牛溪聚徒講學,“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 。

                                                (責編:張軍娜)

                      【新聞挑錯 / 新聞線索提供】
頂:0 踩:0
對本文中的事件或人物打分:
當前平均分:0 (0次打分)
對本篇資訊內容的質量打分:
當前平均分:-0.01 (107次打分)
上一篇 下一篇
網站聲明
    運城日報、黃河晨報所有自采新聞(含圖片)獨家授權運城新聞網發布,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或鏡像;授權轉載務必注明來源,例:“運城新聞網-運城日報 ”。
    凡本網未注明“發布者:運城新聞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山西運城日報社 版權所有 
未經運城新聞網的書面特別授權,請勿轉載建立鏡像,違者依法必追究
授權法律顧問:山西慶新平律師事務所 蒲先革
新聞熱線:0359-2233591 廣告合作電話:0359-2233350 2233273 Email:[email protected] 業務合作QQ:439433670 / 6906381
中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備案登記證編號:14083041 ·晉ICP備06003572號
山东快乐扑克3今天